众所周知，世界已经历了四次大的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极大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经济的繁荣。熊彼特（J. A. Shumpeter）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后，总结提出：技术创新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学家们开始对熊彼特的创新―长波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门施（G.. Mensch）和弗里曼（C. Freeman）。门施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而弗里曼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正相关”，在经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准备后的长波上升阶段，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导致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和就业，因此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短期财政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支持高技术研究开发方面。

无论门施的“逆相关”或弗里曼的“正相关”孰对孰错，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已是毋庸置疑。当某项起主导作用的技术革新的势头消失，或者起主导作用的潜力发挥殆尽时，经济发展就会趋缓，甚至停滞；当有新的主导技术革命和革新的形势出现时，经济发展才逐步开始回升。换句话说，一次经济危机既宣告了旧的技术革命的谢幕，同时也昭示了新的技术革命的登场，两者既可能一前一后，也可能交叉进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缺乏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支撑，绝非只是金融领域内的问题。金融虽然对现代经济发展不可或缺，但却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能直接创造出价值和物质财富。当2000年信息技术革命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拉力式微时，各国政府就应通过金融工具将资金引向新的领域，推动新的技术革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次危机也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是这些国家资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现失误，实质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只重视吸引外资和助长泡沫经济的短期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应用，因此在遭受外部金融冲击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立即暴露出来，对经济和社会安全造成了致命威胁。

在当前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除了修复存在弊端的金融体制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发动新的技术革命，借此化解扩大的经济危机。对于美国而言，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又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其解决问题的措施必然受世界的关注。在以往，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由三个方面来支撑：军事力量、美元体系和科技创新。如今，金融危机已使美国的美元体系摇摇欲坠，难以发挥原来的力量；尽管仍保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由于受伊拉克战争拖累，美国也难有足够精力连续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的危机。因此，美国只有依靠其强大的力量推动技术革命来刺激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