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一直很忙。不久前，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对外公布《２００９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作为研究小组组长、该报告的总协调人，他自然成了媒体和业内人士追逐的对象。此次采访的时间，也因此从２００９年岁末延至２０１０年年初。

区域创新能力排定新座次

记者：最近各大媒体都在竞相报道《２００９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新排名，此次排名主要依据哪些指标？

柳卸林：《２００９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从构成区域创新体系的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五个方面评价区域创新能力，以综合指标、实力指标、效率指标、潜力指标和其他重要指标来衡量。

记者：从综合指标排名看，２００９年与上年相比有什么新变化？

柳卸林：与２００８年相比，２００９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的总体格局略有变动。２００９年，江苏省的综合排名由连续７年名列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打破了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连续７年位于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三甲的格局。在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中，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广东省各具特点。北京市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科技资源所带来的强大的知识创造能力，以及拥有大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良好的创业环境。上海市和江苏省则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企业的创新主体能力、长三角经济体的联动，成为全国极富创新力的地区，２００９年江苏省排名跃居全国首位更加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快，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具备宽松的创业环境，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平台。

记者：判断区域创新能力的强弱主要看什么？

柳卸林：我们认为，实力是指一个地区拥有的创新资源，如绝对的科技投入水平、科研人员规模、创新的产出水平，以及专利的数量、新产品的数量等；潜力是指一个地区发展的速度。实力强的地区再产生较快速度的增长是有困难的，因此，实力强的地区与潜力大的地区不一定一致。创新的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单位投入所产生的效率，如单位科技人员和投入产生的论文或专利数量。通过将总的指标体系分为结构上三个不同的板块，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和动态性。

《２００９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显示，广东省和江苏省属于创新能力超强的第一类，北京市和上海市属于创新能力强的第二类，浙江省和山东省仍然保持在第三类的位置，属于创新能力较强的一类。吉林省的位置由２００８年的第四类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第五类，而其他第四类和第五类地区与２００８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升降背后有“玄机”

从１９９９年至今，在科技部政策法规司的支持下，柳卸林所在的研究小组已经连续１０年跟踪调研我国的区域创新能力。

记者：江苏出位，上海却首次跌出前三甲，这一升一降原因是什么？

柳卸林：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出版１０年来，以前是北京与上海轮流占据第一，广东、江苏和浙江位居第二创新梯队；２００９年江苏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名，具有重要意义，其关键在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

在企业创新能力指标中，江苏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均位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江苏省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外国直接投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其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上海市的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全国第一名下降到第四名，其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排名下降是主因。上海市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差额、固定资产投资、教育投资等指标增长缓慢，有的指标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ＧＤＰ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指标增长缓慢。

记者：有投入才会有产出。任何区域的创新能力不可能凭空提升，必定与其背后各种投入强度的增加、投入结构的调整等密切相关。位居前列的几个地区各方面投入情况如何？

柳卸林：一个地区的科技投入水平与创新能力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根据２００８年《中国统计年鉴》，科技投入绝对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等属于第一类。２００７年大多数地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仍然主要由内资企业完成，但外资对中国的区域创新能力有着较大的贡献，外资投入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全国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江苏省是全国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投入比重最大的地区。此外，大多数地区政府科技投入的分配走向依次是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绝大部分科技资源配置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是科研院所，虽然经历了应用类院所的企业化转制，但仍然在获得政府科技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

记者：这对产学研有没有影响？

柳卸林：地区的这种政府科技资源的投入结构，从大的角度说是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因为政府的资金应主要用于有较大外部性的研究开发中，而不是直接用于企业的竞争性产品开发中。但在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等，大中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科技经费太少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国家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方式有限、作用有限，过于强调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建立一种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各地区提高创新能力。

“五大均衡”影响创新能力

一般来说，密集的科技与企业资源、金融资源、中介资源，将使创新要素间的互动更加顺畅，创新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但２００９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却不尽然。

记者：北京、上海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为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什么大城市的优势在这次排名中没有凸显？

柳卸林：大城市有创新的优势，但是也有劣势。比如，大城市城市用地的限制和交通的瓶颈，导致制造成本上升，低端制造业外迁，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导致产业空心化和企业创新要素下降。密集的科研资源失去与制造业的互动，使城市的科技要素不断外移。

记者：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要素是什么？

柳卸林：我们认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主要有五大结构要素，分别是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均衡、企业与院校力量的均衡、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均衡、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均衡、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均衡。

记者：按照你的观点，第一要素是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均衡，请你谈谈它的重要性，目前国内的现状是什么？

柳卸林：市场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创新中市场失灵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据。对于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言，政府的作用从来就没有被忽视，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干预如何与市场力量形成合力，从而扬长避短。我国中部、北部、西部是政府力量比较强的地区，而广东、浙江是政府力量相对较弱的地区。

记者：怎么看待企业与院校力量的均衡？

柳卸林：对于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言，研发主体经历了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到企业的转变过程，目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已基本确定，但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创新体系中有其自身独特的定位，重视企业主体地位与强调产学研联系互动并不矛盾，恰恰是优势互补。院校的主导地位，企业的绝对地位，都不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记者：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柳卸林：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均衡是创新结构五大要素之三。开放创新理论认为，有利创新的资源不一定在本地，创新来源于内外资源的互动，开放有利于创新，外资是区域创新中一个重要的力量补充。但在外资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许多争论：外资是扼杀自主创新还是有利于自主创新？我们的一个初步结论是：过于依赖外资和过于封闭的创新体系，都不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记者：中心城市的作用过去一直被肯定，但《２００９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让人们看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合力作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结构均衡？

柳卸林：就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言，中心城市高昂的土地成本、交通成本、环境污染已逐步成为要素集聚效应的离心力，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内和更高的层次上协调创新资源极化集聚与分散流动的关系，城市群是替代大城市的另一个区域创新体系结构。

记者：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么，在企业之间是否也要强调均衡？

柳卸林：长期以来，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可说是西方学者花费精力最多的研究领域，但这方面研究的结论常常互相矛盾。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也就难免要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联系起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五种均衡，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应该达到结构均衡。

区域创新应结合优势“各司其职”

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直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目标。企业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一些大企业已从战略高度重视企业的创新，政府则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激励企业创新的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记者：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能力是否对应？

柳卸林：尽管中国产业的制造能力在上升，但产业的技术能力近几年增长不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中国加入全球高技术制造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中国制造能力的上升，但对技术能力的带动很小；中国企业缺乏在研究开发、营销和品牌方面的竞争能力。就整体而言，中国企业是通过低成本的优势提高制造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并没有相应快速上升；技术投资的风险性使中国企业不敢对技术进行高投入，不少企业会把关注重点放在生产能力上，而不是回报期更长的新技术开发；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国际上都属于规模小的企业，缺乏应有的利润支持创新，企业在管理研究开发能力方面水平较低。此外，从制度机制方面看，还缺乏对企业创新的激励。

记者：具体到各区域，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如何？

柳卸林：从制造业来说，尽管北京容纳了很多科研院所、大学，人才优势明显、资源丰厚，但创新型企业数量近年来却呈下降趋势。因为北京承载了很多功能，发展产业只是其功能之一，制造业的空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展总部经济，将生产制造厂房迁往如江苏的无锡、苏州等地，产业对这些地区来说就是重中之重。地方政府认准了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发展空间及丰厚待遇，使得大量高端人才及领军企业涌入，并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造了低成本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和提升技术水平的条件等。

记者：区域创新应该怎样发挥各地自身优势？

柳卸林：事实上，很多地方企业的科技成果都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科技成果没有必要非在当地转移，我们主张各地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各司其职”。例如，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承载战略性新兴产业，向高端服务业进军、向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与技术转移中心发展；而江苏、广东等地对产业升级的需求更加迫切，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大量投入研发，有更多的条件承载制造业的转移。如此分工，将有助于各区域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并且对其他二三级城市更有借鉴意义，更有参考性。

采访结束时，柳卸林透露，现在，研究小组的专家们正在集中力量研究江苏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意在解读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政府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预计不久研究报告即可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