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

什么因素能促使北京跻身世界最优秀的城市之列呢？一方面，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中心，北京要实现成为一流城市的目标并不遥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想与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这些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相提并论，成为全球的商业、金融和文化之都，无疑是一种挑战，需要详细规划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二十一世纪城市的整体规划

未来的城市管理从根本上看不会是件易事。普华永道建议以整体观（见图1）指导北京的未来发展,从而令北京市政府在引导城市发展的同时，兼顾经济、金融、社会和文化的均衡发展。

任何城市的发展起点都是制定明晰的战略愿景，这对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北京而言尤其重要。为调动所有资源实现这一愿景，北京市政府需要提升多项内部能力：构建善于激发灵感的领导层，打造有活力的城市品牌，以及通过社会资讯向其他城市汲取经验。当下，除了要管理好城市项目、绩效风险、合作伙伴关系、资产和人力资本外，有效的财政管理也愈发关键。

制定明晰的愿景，提升内部管理能力，有助于城市按照优先级对各结构单元（或说是“资本”）进行投资并实行战略管理。城市的长期繁荣离不开这些“资本”——社会、环境、文化、智力、基础建设、信息通讯技术和政治参与资本。通过制定并实施各项适宜的政策，成功的城市对与其战略愿景最密切相关的资本进行最大化投资，同时优化与其愿景相关度小的其他资本的投资。 

图1:整体观


这一切都应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通过与市民、私营部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和伙伴关系来实现。一些有长远规划的城市正以此为框架，思考变革带来的挑战，并努力在城市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各项迫切事务中寻求平衡。

城市之未来：全球通用战术

普华永道近期的研究报告《把握当下：全球金融危机对城市和地方公共服务的影响》显示，地方领导人不仅面临财政上的巨大挑战，在创建本地品牌、发掘培养本地社区领导力以及同来自国内外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携手合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这就要求改变以本地为导向、以城市为范围的管理模式。我们提倡一种新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从一个较高的层面（见图2）阐释了城市和地方政府运作模式中的关键要素，同时也将一些重要的战略问题摆在了地方领导人面前。

图2:新的运作模式



关注成果

多年来，世界上很多地方领导人往往按照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行事，绩效考核时的指标也并非总与成果挂钩。然而，在如今这个强调事半功倍的世界里，关注成果至关重要，因为成果与由需求评估、服务政策和外包、服务设计和交付以及绩效监控和评估系统组成的循环体系紧密挂钩。

委托外包

有许多其他服务，比如图书馆等文化服务，或者公园和社区场所等休闲服务，在决策时要考虑性价比，政府将这些服务外包可能比自己提供更经济。

当决定外包服务时，地方政府作为战略委托人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就技巧和能力而言，采购不同于委托外包。后者不仅对设立和监控合同的能力提出要求，而且要求：

•仔细评估需求。
•建立和发展供应商市场以提供服务，尤其是在本地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
•管理与供应商的关系，确保服务质量可靠，物有所值。   
  
共享服务

在当今时代，要减少开支，各部门间就要实行服务共享。地方领导人有机会得以不受限于城市范围同其他实体合作，在泛公共领域实现服务共享，将投入每元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确保一线服务得到最大保障。

共享服务不再局限于财务、IT和人力资源等后台部门，也日益走向中端和前台部门，利用共享的资产和员工，满足组织内部的各种需求。例如，个人顾问在教育、健康和社会干预等各方面引导员工，帮助他们成为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

应对所有这些挑战需要一个妥善管理的长期方案，而要想完成方案则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和坚定的决心。但是，考虑到预算问题，在进行旨在提高中长期业绩的投资时，需要开展一些能快速盈利的项目，并在组织变革的主要时期让人们始终参与其中。

发展方向

尽管面临的挑战不同，各城市仍有可供彼此学习的经验，尤其要借鉴国际上的良好做法，并向私营部门学习，以更好地把握未来机遇、应对挑战。

为此，北京必须采取全面的规划方案，首先要制定清晰的愿景，并辅以领导力、文化和品牌能力上的支持。地方领导人必须掌控未来的形势并制定多层次的方案，以更好地应对未来一年半内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

北京政府还必须有前瞻性，做一个明智的投资者。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就必须对与城市长期繁荣息息相关的各“资本”进行战略性和可持续性的投资。显然，应优先发展具有高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项目，尤其是有助于私营部门创造财富的基础设施项目。重要的是，城市和地方政府为平衡预算而削减投资时应持谨慎态度：削减开支无助于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即便能解决眼前问题，日后也会因此涌现新问题。

当然，北京不可能孤军作战，必须进行跨行业和跨区域的合作，以建立“共同资本”，诸如智能交通系统；并进行跨越行政的合作，以整合医疗和社保等关键公共服务。

最重要的是，私营部门是未来增长和收入（通过地方税费）的主要来源，城市和地方政府应继续重建私营部门的信心。北京需要敏锐的领导层和明晰的愿景，还需要有与当今全球化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和合作机制。

因此，北京市政府需要：

•在核心服务和可选服务间设定优先级，并且思考提供这些服务和活动到底是为了完成法律义务，满足当地需求，还是仅仅因为“我们向来如此行事”（要停止这种做法，或者作出重大改变）。
•注重人才保留，确定地方政府的关键职能，保护对这些职能而言至关重要的人才。
•设计研发新的服务交付模式，尤其是委托外包、早期干预和预防模式。
•进行跨机构、私营部门和志愿部门的合作；在空间上，进行跨地区的合作。
这对中央政府也有一些重要启示。政府应：
•提供稳健和可持续的框架，使得地方领导人在这一框架内能与城市长期繁荣息息相关的各“资本”进行战略性和可持续性投资。
•建立相应机制，促进跨地区和跨行政的合作，以辅助建立“共同资本”。
私营和志愿企业面临的挑战是：
•更好地理解“自制或外购”决策的启示，预测本地公共部门衰退时可能出现的潜在市场规模，在此基础上，开发适合当地市场投资的商业案例。
•同委托人建立关系，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当前需求和未来需求。
•同地方领导人合作，创建对企业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

北京市政府因此必须转变姿态，从原来的被动回应转为主动出击，同企业、市民和中央政府携手合作，确保在全球经济增长时处于领先地位。

均衡发展，创建未来：全球主要城市一览

普华永道近期的研究报告《机遇之都》，采用了58个变量，分析了世界21个主要城市（包括北京）。我们通过实例分析发现，世界顶级城市的未来发展以关键政策和自身特点为动力。

今年的《机遇之都》对城市生活图景做了一番定性和定量分析。很大程度上，这些城市的所有成功与不足都表明：城市的商业发展与宜居性之间的关系越平衡，前景就越光明。

研究显示，宜居性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资产。例如，城市中良好的住房情况就与城市的高生活水平和发达的经济息息相关。

芝加哥、斯德哥尔摩、悉尼、多伦多和新加坡在生活质量和经济指标上表现出色，商业发展和宜居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平衡。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历史悠久，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上可能会超过上述几座城市。不过对于企业和市民来说，这些“第二城市”活力四射，吸引力极大。

斯德哥尔摩在入选《机遇之都》的同年，当选为“欧洲绿色首都”，在高等教育、电子化整备度、轨道交通里程数、交通拥堵管理、婴儿存活率、绿化、空气质量以及人均研发费用等一系列指标上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多伦多以其高品质的生活和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多样化人口，在城市宜居性的排名上遥遥领先。同时，这座城市也适宜商业发展，能为企业提供动力、创造价值。今年，多伦多新建的摩天大楼数仅次于东京。

芝加哥的高品质生活在商业发展中即可窥见一斑。该城市在质量/强度指标上总排名第一，在公共交通、住房、多样性、医院数量及生物医学技术转移等方面名列前茅。此外，这座美国传统的“第二城市”（尽管现在就人口而言，名列第三，位列纽约和洛杉矶之后）还拥有强大的购买力、庞大的航空运量以及其他企业所需的品质。

悉尼凭借其自然资源和前瞻性政策，脱颖而出。在不考虑城市规模的情况下，其得分仅次于芝加哥。从城市宜居性、绿化面积、空气质量到交通拥堵管理和碳足迹方面，悉尼在商业、政治和生活质量的各变量上表现出色。

在可持续性发展的另一端，欠均衡的城市经济模式在经济兴衰间元气大伤。迪拜的险些崩盘引人关注，此处不久前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区域金融中心。迪拜这种犹如“沙漠奇迹”似的城市，发展弹性弱、根基薄，在危机中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波金融复苏是由亚洲推动的，如果把目光再放得远一点，就会发现，一些城市，尤其是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自然而然地进入到聚光灯下，今后有望成为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三座城市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城市。

上海是中国大陆的传统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坐落在中国这个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版图上。上海具备优越的条件来管理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在今年的研究中，上海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排名上独占鳌头，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国际吸引力。

香港横跨两个世界，将全球贸易的种种硕果带入未来。继漫长的英国统治之后，香港回归已有13年，如今的香港已经成为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例如，世界最大的银行集团之一汇丰银行正加大其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并于今年将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调驻香港总部。

新加坡在一系列生活品质和商业的排名上表现突出，在今年的动力排行榜上上升较快，在许多质量排名上也表现出色。新加坡政府长期致力于市场安全和社会秩序，观察家们在预测亚太地区未来的金融中心时经常会提到这个城市国家。这座城市在《机遇之都》的总体营商便利度指数上位列第一；在国际旅游人数上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和香港，彰显其全球化的特点。同时，新加坡还在股东保护和雇佣便利度上排名前两位，在住房、婴儿存活率、交通拥堵管理以及犯罪率的控制上表现不俗。

深度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若将58个变量划分为城市原动力和人均特点两类，则一些城市用于商业、金融和市民的资产就会比表面看起来巨大得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受益。

单看动力指标，传统的国际经济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和香港，显然占据领先地位。若不考虑该指标，芝加哥、悉尼、多伦多、斯德哥尔摩和新加坡这一级别的城市，其21世纪人均指标表现强劲。这表明，这些城市可能会比其他城市发展更快。

《机遇之都》中采用的动力变量显示的是绝对规模，而这与城市的历史地位有关，例如，城市中500强大学的数量。质量变量将城市按人口规格化，显示的是某一既定特点的强度。质量变量是典型的人均比率，将城市规模中性化，使其成为相对因素，如城市人口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许多质量变量，如交通拥堵管理，反映了城市质量的某一方面，符合我们生活中对质量一词的理解。

北京在技术智商和创新方面表现不错，在未来发展中占有领先优势。在今年的报告中，北京在“信息通讯技术竞争”和“手机普及率”中的排名非常靠前。北京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一个表现是，北京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500强总部数量”这两个方面都得分都很高。北京还在人口构成、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方面为企业提供额外优势。报告显示，北京的工作年龄段人口比例是各大城市中最高的；其医学院数量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三；酒店房间最多（这是其举办2008奥运会的遗留效应）；其公共交通也最便宜。

北京在吸引商业方面总排名第五，仅次于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同样，北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排第四。在人口统计和宜居性方面，北京排名居中，但北京在工作年龄段人口比例和通勤时间上得分不错。住房和城市宜居性拉低了北京的得分，而这两项是衡量未来城市总体经济健康和发展势头的重要指标。

北京得分较低的方面包括可持续性管理、成本、健康－安全－保障，以及经商便利度，在这些方面，其他主要的国际都市，如伦敦和纽约，得分靠前。

要想提升排名，北京可参考排名靠前的城市的政策。

在质量和影响力间寻求平衡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这些历史悠久的首都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都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成就。分居影响力排行榜第一和第二位的纽约和伦敦，在那些要求前瞻性政策和行动的质量变量上排名也很高。影响力排名第三的东京傲居健康和医疗变量的榜首，无愧为日本首都——日本人平均寿命83岁，居世界第一。享有“光之城市”之美誉的巴黎各领域发展相辅相成——在教育、绿色政策、娱乐、使馆和潮流方面均入围前两名。

较之上述这些城市，许多快速发展的亚洲城市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的佼佼者，并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当然前提是这些城市能够继续其繁荣态势，正是这种态势让亚太地区从全球经济衰退中率先突围。

环顾世界上的领先城市及其发展特点，芝加哥在许多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中包括金融和商业、公共交通和交通拥堵管理、多样性、购买力，以及许多关键的生活质量指标。受益于芝加哥对本市的公园遗迹和历史建筑不断给予关注，过去那种粗放的工业化模式也变得环保起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美国首个碳排放交易平台，象征着这座城市新的一面，正如猪肉和玉米商品期货交易所代表了芝加哥传统的一面。

在今年的报告中，芝加哥下滑了四位。原因之一是因为芝加哥不过是美国众多具有吸引力的大城市中的一员，要去争夺外国投资。而且，在去年衡量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的变量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一个变量——“创造就业的新建项目投资”。

在城市的质量排名方面，悉尼、多伦多、斯德哥尔摩和新加坡都紧紧排在前列。如果不考虑城市规模，则悉尼凭借其自然优势和前瞻性政策从动力排行榜的中间位置跃升至第二名。从城市宜居性、绿化面积、空气质量到交通拥堵管理和碳足迹方面，这座风景优美的澳大利亚港市在商业、政治和生活质量的各变量上表现出色。

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这两座北方城市，远离喧嚣，不过它们有足够的理由让企业和市民忍受那里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多伦多在城市宜居性指标上排名第一，有着高品质的生活、健康的环境和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多样化人口。此外，多伦多在商业方面也有优势（在今年的摩天大楼建设中排名靠前）。多伦多受益于加拿大旨在吸引高技术工人的移民政策。得益于这一切，多伦多在全球化中将继续繁荣。

今年新入选《机遇之都》的斯德哥尔摩长期以来都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事实上，这座位于群岛上的城市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水道及其夏天的“午夜阳光”。报告中的许多变量反映出斯德哥尔摩的优势。城市规模相对较小的斯德哥尔摩在以下方面均排到前两名：高等教育、电子化准备度、轨道交通长度、交通拥堵管理、婴儿存活率、绿化、空气质量和人均研发费用。

在市政府的主持下，斯德哥尔摩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已经进行了将近60年——远远早于其他城市，而且无论瑞典和斯德哥尔摩的执政党是哪一派，这一规划都会继续贯彻下去。如今，斯德哥尔摩的空气质量和交通阻塞情况比几年前改善很多。

新加坡在许多方面也占有优势。从影响力排名来看，新加坡的整体排名比去年上升了3位，并在市场准入门槛上排名第一。新加坡的国际游客量（包括商务旅游和观光旅游）仅次于伦敦和香港。在规范化变量中，新加坡在股东保护、雇佣便利度、住房、婴儿存活率、交通拥堵管理、旅游灵活性和犯罪率低方面排名前两位。新加坡在经商便利度方面排名第一。

法兰克福也是一座小城市。人口变量规范化后，法兰克福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前瞻性的城市政策，在多方面跃居前列。在高等教育、金融服务雇佣、货币坚挺性、购买力、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公共轨道交通里程数、通勤时间、住房、回收利用和城市宜居性这些变量排名中不是位居榜首，就是非常靠前。

聚焦创新

在培育新的公司和行业，以及创造新的工作、财富和资源方面，创新是城市未来的支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关注税收政策

就税收政策而言，普华永道在其近期的报告《创新——政府在鼓励创新中的诸多角色》中观察到：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一直在增加新的税收工具，以支持现代化和创新。不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

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动获得越来越多的税收支持，这是由两种趋势推动的。一种趋势源自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门槛降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间的天平已偏向买方——在那些先前拒绝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体中，尤为如此。另一种趋势则是新兴经济体寻求生产机遇，向跨国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大多数制成品的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

这两种趋势的叠加效应使得生产商无法从缺乏特色、没有自创性或附加值低的商品中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能解决客户问题的创新便日益成为所有国家和城市（无论是新兴的，还是发达的）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这些趋势没有倒退的迹象，因此政府可能会继续走促进创新的税收政策之路。
在促进创新方面做得成功的国家和城市往往会建立一个税收平台，在许多方面给予企业所有者和投资者以优惠政策：低税收（整体的低税率、特定行业的低税率或免税期）；研发税收退税和（或）减税等税收鼓励制度 ；知识产权/特许使用的税收制度；资本投资刺激方案，如投资退税；以及控股公司制度。此外，这些国家也会关注投资方的税收，如让投资者享有税收优惠期。

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某些特定的税收优惠方案往往更有效。在发展初期，商业现代化是首要任务，有效的税收优惠方案通常更注重资本支出，而不是增加利润方面。在发展后期，促进创新乃当务之急，税收政策也因此转向研发退税（为帮助初创企业或早期亏损的企业，退税部分可以用现金返还的形式实现）。在成熟阶段，政府通常希望利用已有的创新活动，因此，税收会更关注研发成果以及将成果保留在国内。在这一阶段，知识产权制度和“专利盒”制度很常见，可以降低专利收入的税率。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创新：创造良好环境

在经济体支持和推动创新的过程中，明确创新活动的资金来源和筹资动机非常重要。

政府拨付的资金一般旨在服务于更广大的社会、政治或国防目的。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目标是将人类安全地送上月球并返回地球。成败就取决于该目标是否得以实现。尽管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创新，但美国政府并不考虑它们的商业可行性。

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的创新受市场竞争的驱动，成功的创新必须能给投资成本带来利润回报。公司发起许多创新，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少数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考虑到政府角色，区分指导性创新和市场性创新，是极为关键的。税收优惠方案背后的逻辑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回报，从而鼓励他们在研究、产品开发和商业流程改善（通常由软件支持）方面有更多投资。此处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市场运作良好——大量的买家和卖家参与交易，交换价值不受无关的、不当的外部影响。如果市场发展不充分，比如某一大卖家主导市场，那么促进创新就不会有的风险/回报率的考量，税收优惠方案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当政府认识到现有市场的状况并因地制宜采取合理措施时，政府就是最有效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发展不充分，政府可通过拨款、贷款和宽松的外商政策鼓励新成员入市。政府要确保商业合同受法律保护，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市场更具预测性和稳定性。在市场运作良好的条件下，旨在促进创新的税收优惠方案将更有效。

技术与创新的互动

技术与创新紧密相连。二者都能通过改善商业流程、提高组织效能来驱动生产率增长。二者都能带来新产品和新服务，其中一些成功的产品和服务可带来收入增长，并造福社会。通过提高新型商业模式的速度与灵活性，技术与创新得到相互促进。

拥有强大技术基础（个人电脑持有率、宽带和手机的普及率以及互联网的安全度等）的城市和国家，在商业（尤其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商业）创新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对120个国家的研究，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0%，GDP就会增加1.3%。

结论

北京打造世界城市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利用自身的巨大优势，应对挑战，以全局观审视21世纪成功城市的要素——金融、知识、社会、环境、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政治资本，并最终在优势和挑战中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