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公司深感荣幸能够再次应邀出席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 (IBLAC)，并提交顾问报告。近年来，我们曾多次通过顾问会议向北京市领导建言献策，就北京乃至全中国如何利用机遇，克服挑战，实现全面、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出我们的建议。此前麦肯锡提交的顾问报告曾涉及北京市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国未来20年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对北京的影响等课题。今年，适逢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我们据此对北京的城市化问题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建立“中国城市研究院”的初步设想。我们希望这一机构的建立能够帮助北京加快迈向“世界城市”的步伐，并藉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大城市效仿的榜样。

为便于阅读，本报告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1.中国和北京城市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2.北京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3.将北京打造成21世纪创新型世界城市的四大要素
4.万里长征第一步：成立“中国城市研究院”


1. 中国和北京城市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迅猛发展。自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新增人口接近4亿，城市人均GDP提高了5倍（图示1）。

随着人口的增长，北京以及其他若干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国内外均具有重大影响力。北京的GDP从1990年的1,0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目前的1.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3％，超过了中国全国GDP平均增速，也高于伊斯坦布尔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增长水平。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26家的总部设在北京；这个数字仅次于东京和巴黎。除了经济上的腾飞，北京也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北京不仅成功举办了奥运会等许多大型国际盛事，而且建造了异彩纷呈的顶级建筑和基建工程。

图示 1


2. 北京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展望未来二十年，北京需要解决两个密不可分的挑战：一是北京必须继续其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容纳数百万的新增人口，并为他们建造家园、学校、医院、公共设施、道路、大众交通网和其它必需的基础设施；二是满足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

城市化的发展对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到2030年，流动人口占中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25%升至40%；城市石油消费量将会是目前水平的三倍（假设当前相关政策目标均顺利实现）；在没有新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未来20年里，中国的十大流域中将有四个面临严重水荒。

同时，中国的城市居民都对未来寄予厚望。举个例子来说，当前中国97%的城市居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大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大学招生人数就必须翻两番。另外，每十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希望在未来两年中购买汽车；根据目前的情况，到2030年，中国城市家用轿车数量会增长到现在的六倍，总数达到1.8亿辆。

正如骑车人为了保持平衡必须维持一定的速度，北京的城市发展也需要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到2030年，预计北京的人均GDP水平将直逼今天全球最富裕的城市（图示2）。但是，正如中国领导人经常谈到的，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发生重大转变，目前的高速增长就不一定能够持续下去。



在看到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相信未来也蕴含着巨大机遇。中国的城市再也不能继续“渐进式”或“缝缝补补”的发展，否则发展就会失衡。他们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而唯一的希望即在于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方式进入城市化的新阶段。我们认为，北京是展示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想地点，北京的城市化之路可以成为印度、东南亚、南美和非洲发展中城市效仿的榜样。

3. 将北京打造成21世纪创新型世界城市的四大要素

我们认为北京转向城市化的下一阶段，即成为“创新型世界城市”的时机已经到来。对于城市发展而言，经济指标固然重要，但同时亦需考量有利于长期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其他因素。

下图为衡量城市发展勾勒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指标体系 (图示3)：既要从发展规模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对城市进行评估，也要兼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硬性”指标和涉及对全球思想、文化和艺术的贡献度等方面的“软性”指标。

我们对“世界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的定义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强调外在表现，而前者反映出城市的内在品质。要打造“世界城市”，北京应考虑如何引领、塑造和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追求怎样在财富和基础设施等指标方面赶超国外城市。 



我们认为北京可采取四个步骤，加速其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

A.建立鼓励创新和开拓精神的环境
B. 扩充人才储备
C. 引进私人投资，打造可持续性创新
D. 建立新的公共服务融资和监管模式 

A) 建立鼓励创新和开拓精神的环境

过去10年，随着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规模增长以及外资源源不断的注入，北京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占北京GDP的 4%。北京在吸引外资方面排名全国第八 。为促进创意产业及高端服务业发展而制定的优惠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效。 2009年，创意产业对北京经济的贡献度增至13%, 比上一年提高了 10% 。实际上，北京在创意产业以及专业服务领域内的就业百分比构成已经能够与全球大城市相媲美（图示4）。



但相对而言，北京在推动开拓精神和创新方面的表现仍有待加强。例如，尽管自1997至2006年北京的创新能力 (按在京专利申请数计算) 增长了26%，但和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2006年北京的注册专利数仅为944例，而纽约为 6408 例。创新和高端服务业的增长首先将从创业者和小企业开始。因此，北京必须改善目前较为分散、不成体系的中小企业扶持框架，构建和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者和创业者发挥活力的、友好而富于凝聚力的商业环境。 

为实现这一点，北京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大力鼓励创业 – 北京应大力加强对小企业的服务 (例如，可以设立“小企业管理局”),放松在组建企业方面的管制, 并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北京注册公司往往费时费力。根据我们2008年的调查，在新加坡注册一家新公司需要5天时间，而在北京则需要37天。在韩国，45％的商业贷款用于中小企业，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仅为22% 。麦肯锡在韩国曾开展一项关于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案例研究。 我们发现，韩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全面支持（如全球性促销、投资推广），中小企业的活力是韩国在经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

■建立交叉培育平台 –北京应着手建立相关组织和机构开展跨领域的开发研究和成果应用，而不受某一领域或产业的局限。例如 ，美国加州“科学和创新研究所” 联合当地的公共和私有部门共同研究对该州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如：软件开发，通讯技术）。世界一流的跨学科设计机构 (例如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和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 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在北京与此最相近的院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总共仅有1,560名学生学习设计类相关课程，而伦敦和东京的设计课学生分别高达5,650人和12,465人。

■开发市场机遇 – 市场的作用、消费者反馈和竞争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在欧洲，衡量某地区创新力的最重要的指标是本地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而不是外部公司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北京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扶持本地企业实现全球化发展：

–组织商贸洽谈会：这方面可资借鉴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国际商会，他们通过帮助会员企业结识各国大使和贸易代表协助企业进行地区和全球扩张
–为企业扩张提供“软性”支持。例如，新加坡标准、生产力和创新局在出口、中小企业融资和能力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扩张提供技术支持
实现上述举措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多方伙伴关系，如官、产、学三方合作。对于企业来说，这种伙伴关系既有利于他们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又可以帮助他们开发新的市场。

B) 扩充人才储备

尽管过去20年北京的经济总量（按GDP衡量）以每年13％的速度快速增长，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的增幅仅为 8%，目前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仅为新加坡的 25%。换而言之，北京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尚未转化为人民的福祉。

在北京，人才的总体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继续教育以及职业技术的持续进步程度。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是，假如能拓宽能力提升的范围（如提升专科学校的水平），则会有更多的民众从中获益。

最近我们针对人力资源经理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仅有10%可以胜任在全球领先企业工作。相对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中国的专业人士比例很低，甚至低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系统极其庞大——学生总数达到3亿人，将近美国的总人口数，这既意味着本土机构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同时也表明，在如此庞大的体制内寻找解决方案会是不小的挑战。



为解决这一挑战，北京必须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包括一个具体问题和三个一般问题：

■重视职业学校、特别是专科学校——专科学校主要为高技能职业提供专业化培训和在职培训， 帮助学生掌握劳动力市场所直接需要的能力和工具（图示6，世界级专科学校举例）。这些学校不能被视为二流大学，相反，它们的定位是以培训技术为主的专科院校。因此，与行业的紧密衔接将会是这些院校取得成功的关键。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展私营教育来应对这一挑战。（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强调了上述方面的重要性）。   



■鼓励本土创新 ——在国家教育框架内，鼓励学校和学院探索新型伙伴关系和合作方法。北京很多高校已经开始组织与国外大学或私人企业开展合作项目，并在管理方式（如发放教师的绩效工资等方面）享受很大的自主权。可以选定一些学校，允许它们在某些领域自主创新，如改善教学方法、开展更多的小组练习以及设计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课程。北京的成功创新经验可以在国内其他领先城市推而广之。

■增加协作和联系——包括公私合作以及与国际机构合作－中国某些城市已经开始与民营企业合作，提高职业学校的技术水平。在芬兰，私人公司可以申请成为职业教学的合作伙伴，这样学生就可以获得在职培训（如实习）的机会，并由此积累学分。这种安排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毕业时熟练掌握实用技能和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克服资金和师资的限制进一步扩大规模。

■集中资源改善教师素质——新加坡在这方面成就斐然。许多专家将新加坡学生在各种国际资格考试中的优异成绩归功于新加坡师资力量的卓越。尽管新加坡在教育上的支出大大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新加坡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占人均GDP的15%，OECD成员国的平均比例为20%），但是该国的学生素质一向是全球翘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新加坡严格筛选师资培训课程的申请——仅有20%的申请最终获准，但是一旦雀屏中选，90%的人会最终获得一份当教师的工作。这种制度既提高了教师职业的门槛，也使得执教工作富有吸引力。

人力资本对于城市发展的下一阶段至关重要。今后，城市的发展将更多地专注于提高社会福利，而不是改进“硬件”。北京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合作以及改善教师质量为更多的学生提升教育环境，从而实现这一社会目标。

C) 引进私人投资，打造可持续性创新

中国城市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能源和水的生产率。我们预计，在2010年到2030年之间，中国需要投资约2.5万亿元人民币来实现其碳减排潜力，北京也不例外。事实上，北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将每单位GDP的能耗水平从2005年的0.64吨标准煤/千美元降到了2009年的0.43吨标准煤/千美元，但这仍然要比国外比较对象（如新加坡）的水平高出60%。 

许多城市仍然认为“绿色”和“GDP”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目标，其实不然。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兼顾。要解决上述挑战，就要激发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力。 然而，除政府投资以外，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的备选方案----尽管2008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占了全球总量的7.5%，但中国吸引的行业风险投资仅占全球风投总量的不到1.5% 。我们认为以下四点(图示7)将有助于激发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力：

■通过采购活动“打造市场”，尽早实行开放购买政策，并在采购决策中给予绿色产品优先权。例如, 北京可以通过大规模改建政府建筑推动 能源服务公司（ESCO）的发展。

■大胆改进监管制度和标准， 如取缔引发 “大楼综合症”的不良建筑。采取统一的立场贯彻执行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监管措施能够帮助企业家和金融机构对相关产品树立信心，继而提供更多资本用于扩大规模

■鼓励私人融资，如“绿色信贷”担保基金。目前中国只有1% 的商业贷款用于环保项目，而私营的环保改建项目更难获得融资。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融资计划，为想要改造绿色住房的居民个人提供贷款

■为新创公司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例如，在部分德国城市，大学向新创公司开放贵重设备（如实验室试验设备等）的使用权，帮助其成长（例如德国波鸿大学、开姆尼茨技术中心以及比勒费尔德大学等）

北京可考虑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负责协调整合上述各项举措，为在本市发展可持续产业服务。该办公室的使命是协调绿色和GDP两大目标，在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全球宣传该市消费绿色产品的市场，吸引新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力促进该市既有的绿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个办公室还可以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确保可持续发展日程得到贯彻。



D) 建立新的公共服务融资和监管模式

上面提及的这些举措需要大规模的市政投资。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的资金需求也极其庞大。截至2009年，北京已经拥有长达228公里的城市公共交通路网。到2015年，全市交通路网公里数将超过目前的两倍。

要在不加重税务负担的情况下加大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需要考虑新的融资和监管模式：

■采用最佳实践商业模式： 北京目前已经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例如，北京引进了港铁公司来运营和维护地铁4号线。通过这一举措，北京现有的基础设施运营商可以获得优化运营和价值投资的新思路。类似的做法也可以推广到其它公共服务中。

■使运营商的激励措施与公民的需求协调一致：举例来说，这样做可以一方面实现运输模式一体化，减少通勤者在途时间，另一方面也能确保项目对运营商和投资商的充分回报。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当地的公共汽车快速交通系统在机构安排和激励措施方面都非常到位，因而该系统可以每天快速运送140万名乘客，同时还能继续扩张。这比其它地方的类似交通系统要成功得多。（见图8）



同时，用于管理基础设施的产品市场也将蓬勃发展，例如管理铁路、公交和拥挤定价系统的高级软件产品。在这方面，政府也可以像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一样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标准的设定和执行打造和培育市场。

4. 万里长征第一步：成立“中国城市研究院”

知易行难，上述计划的执行并非易事。然而，中国已经在调整，高层领导人已经提出了整个国家和经济转型的要求。通过采用目前和未来的技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中国对这些技术和措施的认知与掌握还比较落后。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城市领导人已经对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得心应手。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提出了平衡发展的新模式，这就需要城市领导人积极主动地尽快拥有新的能力和观念。

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城市实现结构调整，我们建议：以北京为基地，成立一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智库机构——中国城市研究院。这一新机构的宗旨是：“推进良性城市化，支持创新型城市”。具体业务如下：

■发展对策 – 帮助城市领导人对其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方案做出基于事实的客观分析，评估国内外在项目设计、开发和实施方面的最佳做法

■人才培育 – 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优秀国内外专家提供专业平台，吸引全球一流的思想家

■交流对话 – 在全国和省、市层面组织和召开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精英论坛，推动创新观点和最新、最佳做法的传播

■伙伴关系 – 协助中国的城市决策者搭建合作平台，开展国内和全球的城市间合作以及公私合作
综合上述目标，研究院还可以开展大规模的研究活动——对于情况千差万别的城市领导人所面临的种种选项进行客观分析，提取和发掘能够推而广之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北京确实在建立该研究院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她是中国的首都，来自国内不同省市的代表们经常来京相聚，在此相互交流和切磋。

研究院将联合政府机构、国内外企业、学术机构以及多边组织，共同为“推进良性城市化，支持创新型城市”的宗旨服务。研究院将由各有关方面代表联合组建，充分借鉴和学习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相关经验。我们希望该机构能够成为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官、学、商之间的桥梁，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产品技术与决策者的思路和行动紧密联系起来。

建立“中国城市研究院”不仅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使然，也是近年来的国际趋势所在。身为“中国城市研究院”，该机构当然会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也可以从国际上现有的城市化研究机构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化研究机构是1968年成立于美国的“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图示9 ），它对于美国城市化的相关政策辩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此类研究机构激增。1993年，澳大利亚成立了一所城市化研究机构；2005年以后又出现另外三所，其中两所在英国，一所在新加坡。 这些机构的业务领域各有侧重，例如，美国的“城市研究院”以研究为主，而新加坡的“宜居城市中心”（Centre for Livable Cities ）则以筹办活动和开展培训为主。然而，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共同之处，即广泛吸收筹资伙伴和研究伙伴，并不遗余力地为改善政策、实现理想而努力。



北京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拥有得天独厚的机遇：北京首创的全新的城市化模式有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之路。鉴此，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城市研究院”亦能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化研究机构中的良好范例。时不我待，现在成立研究院正逢其时。北京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研究院力图解决的问题极其巨大；相形之下，组建研究院本身所需的投资实在微乎其微。作为推动城市化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催化剂，研究院所将发挥的作用必将是深远而绵长的。 

麦肯锡公司将非常乐于支持“中国城市研究院”的成立和发展。